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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1894年10月22日－1961年8月8日），字畹华，出生于梨园世家，一代京剧大师，“梅派”创始人，代表作有《贵妃醉酒》《天女散花》《打渔杀家》等。

梅兰芳8岁时开始学戏，曾被当时的老师说“祖师爷没给饭吃”；9岁遇伯乐吴菱仙，拜师学青衣；10岁被师傅吴菱仙抱上“鹊桥”，唱了一曲《长生殿》，这一唱，就唱了半个多世纪，一直唱到了他生命的尽头。

在梅兰芳50多年的京剧生涯中，他继承和发展了京剧旦角艺术，新排了众多经典京剧剧目，也演绎了许多美轮美奂的京剧角色，他还曾先后赴日本、美国、苏联演出，让中国的京剧艺术走向世界。

梅兰芳无疑是热爱京剧的，京剧舞台不仅是角色的人生舞台，更是梅兰芳的艺术舞台。然而就是这样热爱着京剧艺术的梅兰芳，曾有近8年时间拒不登台，甚至蓄须明志，那么梅兰芳为什么会离开他所钟爱的京剧舞台呢？

让我们跟随团结出版社出版的《曲终人未散：民国梨园那些角儿》《梅兰芳和孟小冬》，一起探寻梅兰芳远离舞台的那8年，一起感受京剧大师光环背后一个中国人的骨气和气节，一起纪念这位已经离开我们61年的京剧大师梅兰芳。

·拒不登台·

1937年，国内形势严峻，梅兰芳结束在外地的巡回演出，返回了上海。此时的上海，已继北平“七七”事变、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沦为日寇天下，全国人民开始进入艰苦的八年抗战时期。

以梅兰芳当时的名气，日本人、汉奸都是不会放过他的。当然，他们也不至于无缘无故将他抓去杀了，但请他唱戏以“劳军”、作些“大东亚共容”之类的宣传还是大有可能的。在日本人看来，他曾两次访日，与日本的关系非同一般。如果他不情不愿，性命也是难保的，梅兰芳深知自己的处境。

果然，在他回到上海不久，就有人找上门来，希望他到电台播一次音，至于播什么音，说什么话，自然是明摆着的。梅兰芳既然早已明白自己的处境，所以对此也早有准备，他沉着冷静地以正准备赴香港和内地演出，实在抽不出时间为由给了来人一个软钉子。

虽然取得了第一个交锋的胜利，但梅兰芳深知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不久，又有人找上门，苦口婆心地劝他演几场营业戏，并声称“营业戏与政治毫无关系”。说实话，这句话确实有些让梅兰芳动心。唱戏的以唱戏为生，唱戏是唱戏的职业，是饭碗，是赖以养家糊口的工具，不唱戏则意味着将一无所有。梅兰芳有些犹豫，但始终又拿不定主意，于是去找几位朋友商量。

大家对此众说不一，有的说：“虽然上海陷落，为了养家糊口，做生意的照常做生意，我们唱戏的唱几场营业戏，是给老百姓看的，又不是为敌人演出，有什么关系呢。”对此，冯幼伟表示反对，他的理由是：“虽然演的是营业戏，可是梅兰芳一出台，接着日本人要你去演堂会，要你去南京、东京、’满州国’演出，你如何回绝呢？”

1957年，梅夫人福芝芳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们家的大主意都是大爷自己拿，这一回我可是插了句嘴。我悄悄地提醒他：‘这个口子可开不得！’还真和他碰心气了，他当时把香烟一下子掐灭，立起身来大声说：‘我们想到一块儿了，这个口子是开不得！’”就这样，他再次拒绝登台。

梅兰芳与福芝芳

不能说梅兰芳说要到香港演出完全是欺骗，他确有此考虑。那时候的人要想逃离日寇统治区只有两条路，不是去内地就是去香港。“播音事件”的发生促使梅兰芳下定了尽快离开上海去香港的决心。他首先利用冯幼伟到港公干之便请他预为布置，又委托交通银行驻香港分行的许源来代为与香港利舞台联系赴港演出事宜。

一切安排就绪后，梅兰芳于1938年春率梅剧团到达香港。在利舞台演出了一段时间后，剧团其他成员北返，梅兰芳就此留在了香港，住在香港半山上的干德道8号一套公寓里达4年之久。

·蓄须明志·

梅兰芳自从1938年去了香港后，完全脱离了舞台。八年的时间，他的生活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前半部分，他生活在香港，后半部分，他隐居在上海。

在香港时，他学习英文、画画、打羽毛球、集邮、与朋友谈掌故、收听广播、偶尔外出看看电影。表面上看，他的生活虽然简单但很充实，更无惊无险。然而对于像他这样一个视舞台为全部生活中心甚至视艺术为生命的人来说，不能演出，不能创作，无异于虚度生活浪费生命。为此，他极度痛苦。很多时间，在夜深人静时，他关紧所有的门窗，再拉上特制的厚厚的窗帘，拂去胡琴上的浮灰，悄悄地自弹自唱。

在日军围攻香港期间，梅兰芳住的靠近日本驻港领事馆的公寓成了他的不少朋友避难的好地方，但那儿也并不是绝对的安全。有一天早上醒来，他们居然在女佣的房间里发现了一枚穿墙而入的炮弹，幸好在这之前梅兰芳安排所有人都住在有三道砖墙而可以防弹的房间，女佣才避免遭难。

梅兰芳不但要保障大家的安全，更要为十几口人的三餐操心。在炮火连天的情况下，已不能下山购买粮食，他只有动用家中的存粮和一些罐头，但他又无法预测香港究竟要被围困多久，而有限的存粮和罐头总有吃完的一天。因而，此时的梅兰芳隐藏起艺术家的豁达和大气，多了些“斤斤计较”和“吝啬小气”，他小心计划着分配每个人的口粮，规定：每顿饭每人只有一碗饭，不许再添，每顿饭只打开一个罐头，由他分配一人一筷子，有时候炸一小块咸鱼，每人只能分到一丁点儿。

在苦熬了18天之后，香港终于沦陷，日军全面占领香港，粮食和水全部中断，偏偏在这时，家里的存粮和罐头也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全家十几口人面临挨饿的威胁。梅兰芳思忖良久，毅然将两个儿子乔装打扮后，派他们下山偷运粮食。

生活上的困顿，梅兰芳能够耐受，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危险，他也能直面，但他难以压抑精神上的苦闷，也深知难以抗拒即将到来的时时刻刻的骚扰，他用过太多的拒绝的借口，已经难以为继，他要重新设计新的理由，那便是“蓄须”。老奸巨猾的日本驻港部队司令酒井一眼就看穿了梅兰芳蓄须的目的，但面对这样一位世界级的文化名人，这样一位受日本人民爱戴的艺术家，他着实有些无可奈何，况且梅兰芳以“我是个唱旦角的，年纪老了，扮相不好看了，嗓子也坏了”为由拒绝登台，也合情合理。

然而，“蓄须”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当他从香港返回上海之后，日本人、汉奸三番五次登门，或者说“小胡子是可以剃掉的嘛”，或者说“年纪大不再登台，也可以，出来说一段话，和年纪大和胡子都是没有关系的嘛”。诸如此类，梅兰芳一方面坚持留须，一方面不惜自伤身体。为了拒绝日伪的邀请，他请私人医生为他注射伤寒预防针，致使连日高烧不退，为此差点丢掉了性命。

隐居在上海时，梅兰芳因为长期不登台，生活日渐困顿。虽然家里还有一点儿积蓄，但他的负担也很重，不但要养活一大家子人，还要接济剧团的一些生活困难的工作人员。不得已，他靠银行透支。通过朋友的关系，上海新华银行答应给他立个信用透支户，但这种“吃白食”的行为让梅兰芳颇为难受。有一次，为了买米又要开支票了，他摇着头说：“真是笑话！我在银行里没有存款，支票倒一张一张地开出去，算个什么名堂？这种钱用得实在叫人难过。”

所以，他尽量不开或少开支票，而开始变卖或典当家中的古玩及其他一切可以变卖典当的东西，包括古墨、旧扇、书画、磁器等。有一年除夕，与梅兰芳一家住在一起的福芝芳的母亲遍寻一个每逢过年过节都要取出来使用的古瓷碗而不得，梅兰芳得知后悄悄对她说：“老太太，别找了，早就拿它换米啦！”老太太真是哭笑不得。

上海各大戏院老板在了解到梅兰芳经济生活陷入窘状后，以为这是请他“出山”的大好机会，便纷纷找上门来，有的甚至夸下海口：“只要梅老板肯出来，百根金条马上送到府上。”中国大戏院的经理百般劝说道：“我们听到您的经济情况都很关心。上海的观众，等了您好几年，您为什么不出来演一期营业戏？剧团的开支您不用管，个人的报酬，请您吩咐，我们一定照办。唱一期下来，好维持个一年半载，何必卖这卖那的自己受苦呢？”

无论怎么说，梅兰芳不为所动。他又想到了一个办法：卖画。

梅兰芳所绘梅花

1945年春，梅兰芳和叶玉虎在上海福州路的都城饭店合办的画展正式开幕。梅兰芳的作品有佛像、仕女、花卉、翎毛、松树、梅花及部分与叶玉虎合作的梅竹，和吴湖帆、叶玉虎合作的《岁寒三友图》，还有一些摹作，共170多幅。画展结束后，售出大半。如果包括照样复定的画件，可以说，所有的画作全部售出。其中摹改七芗的《双红豆图》，当场有人复定了5张；《天女散花》图也是抢手货。这次画展使他的经济状况大为改善。

就这样苦熬了八年，终于盼来了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的消息让人振奋。那天，上海梅家聚集了一屋子的人，有亲人更有朋友，他们像过年一样见面就道喜、拥抱。他们谈笑风声之后，才发现主人并不在客厅里，正纳闷，突然看见梅兰芳出现在二楼楼梯口。只见他身着笔挺的灰色西装、挺括雪白的衬衫，绛红色的领带打得端正，脚上一双黑皮鞋闪着亮光。大家看不到他的脸，因为他的脸被他用一把折扇挡着。他就这么半遮着脸，以与年龄大不相符的却如旧式小姐一样的轻盈步履，缓缓走下楼来。走到大伙面前，他猛地拿下折扇，一张干干净净的脸。起初，大家不明就里。片刻功夫，他们发现了，他的唇上，蓄了3年多的胡须，没了！

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

《曲终人未散：民国梨园那些角儿》

民国戏曲舞台上人才辈出，精彩纷呈。这些梨园名角在舞台上演绎万般才情，舞台下的人生亦有传奇色彩。本书稿选取了16位梨园名角，从他们走上梨园舞台的艺术生活到台下真实的人生故事，详细地记述了他们为艺术而奉献一生的高尚情操。

《梅兰芳和孟小冬》

本书写了梅兰芳与孟小冬达蹇相系的命运以及他俩各自的人生：从生活到艺术。

本书稿是关于一代红伶孟小冬和梅兰芳的故事。有人说，梅兰芳开启了孟小冬的悲剧人生；也有人说，孟小冬使梅兰芳的清白人生留下了一块阴影。这些说法都带有强烈的主观意识，不免失之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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